家事 | 母亲的坚毅
退休了，陪伴母亲的时间多了，有幸亲聆90老母闲聊时的一些往事，却也深深打动我的心，不由重新审视近在咫尺的母亲。 母亲的老家在山西左权桐峪村，1937年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革命根据地创建，1938年母亲在共产党办的第三民族学校(村老爷庙)上了初级班。1939年八路军129师(刘伯承)师部进驻村后，母亲当上了儿童团员，扛着红缨枪，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。 1940年，母亲考上高级班时，得了伤寒病，休学病好后，于1941年夏，父亲家下了20元现大洋聘礼，一顶花轿抬着母亲嫁入了相隔20里地的麻田村，八路军总部(彭德怀)所在地。
当时革命根据地常遭日伪军扫荡，老百姓时不时要背上点干粮、行李上山避之。16岁的母亲一次上山时，抱着新婚被子跑的急，被子丟在了半山腰，红艳艳张开的被子既好看又是目标，已上山的民兵赶紧下山去拣回来，还笑新媳妇胆小。无战事时，村里妇救会组织妇女们做军鞋，支援八路军行军打仗。母亲做的军鞋底子厚、针脚齐密，被当时的村妇女主任邢小白用麻绳一头一只穿起，掛在脖子上走街串户收军鞋时当样板，新媳妇好针线的名声就此传开。平日里，母亲下地种庄稼，回家推磨、做饭、洗衣、侍奉公婆，转眼过去了5年。
1946年，祖父母相继去世，母亲舍下老家的房子、核桃木雕牡丹花柜子、老银打下的颈圈手镯等，夹裹着一个包袱，便随父亲来到了山西长治(此时父亲在太行干校教书)。
当时位于革命老区长治的太行师范、工业、财经学校都在招生，母亲在长治中学补习一段时间后，考取了太行财经学校。 1947年，22岁的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，此时学校因国民党飞机轰炸长治暂迁壶关，母亲在大姑(此时大姑在长治师范就读)照顾下满月后，即硬下心来万般不舍地将哥哥送到壶关奶娘家后继续学业。同时还配合当时的革命形势编入工作组，下乡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等。
1949年夏，母亲(上图前排右一)于财经学校毕业，分配到长治粮食局工作，24岁的母亲就此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。 上班第一天，母亲接到清点粮票的工作任务。当时市面流通的粮票，是需要将回笼粮票交粮食局，清点后再分发到市民手中进入市场的。一是人手紧，二是全靠人工一张张点，累人且效率低，局领导急的嘴角起泡。母亲没说什么，埋头清点粮票，日夜清点粮票，减少进水进食清点粮票。母亲清点的粮票准确无误，一摞摞、一捆捆、一包包被及时投入市场循环流通。而一个月后，母亲的双眼突然失明了。
母亲看不见了，急坏了父亲和同事们。父亲忙回老家接来姥姥照顾母亲，同事们则寻医问药送上门。有个老医生，看了情况后说过度劳累、营养不良、眼底缺血，并说用奇方试试。于是从母亲胳膊静脉抽血，注入眼底，配之中药膳调之，慢慢母亲复明。(我听着真为母亲后怕，倘偌医治无效，母亲的人生将会就此改变)
1950年，父亲被调山西省政府工作，母亲随后也调入山西省粮食局(厅)工作，进住了太原城。当时粮食局掌管着全省粮油的宏观调控、总量平衡、收储流通等，局里有相当一部分留用业务人员和政工干部。母亲从革命老区来的财校中专生，加之勤奋、踏实，不久便被局里视为培养对象，母亲则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1952年，局里要往北京送调配的回收粮票，适逢几位业务处室领导要去东北开会，于是将差事派至母亲。母亲身带报表，与领导们一起将6麻袋粮票托运，晚上同坐火车离开太原，第二天一早到达北京，母亲一人出站。此时天刚放亮，母亲雇了3辆三轮车，取出托运件一辆车放2袋，向着长安街西去。路上师傅问：这麻袋里什么东西？母亲淡淡答道：一些报表。其实内心却是忐忑不安，生怕发生意外，因为这是当时市场流通的带金粮票，即粮票中含钱，可直接在市场消费。 到了中南海西墙外的府右街直管局门口时，传达室老大爷刚开门，看着卸在门口的6麻袋粮票，连连叹到：你这小女子，不简单啊。北京直管局组织人手清点粮票无误后，派专人带母亲去故宫参观，还观看了尚小云的一场京戏，以示奖励。(我听着也为母亲后怕，倘若出现万一，母亲的人生也会就此改变啊)
1953年，局里准备发展母亲入党，并去母亲老家外调，外调结果为母亲的父亲“疑是特务”。 桐峪村曾是旧时辽县明清古镇，并办有私塾。外祖父的家族在桐峪村到他已是第6代，祖上有读书人，也有考中院试秀才，却是只拿月俸不供职的文散官，仅外祖父院里北房门上檐下至1942年还挂着祖上留下的一大两小三块秀才登士郎匾。外祖父是农民，也识字断文，30年代至40年代初任桐峪村副村长。
1942年初，有消息说日伪要来扫荡，当时村长不在，副村长外祖父则招呼百姓进山躲避。有一区长传来口信说他马上到，外祖父只好留下等待，沒料到这区长与日伪军一块到村。他们问外祖父八路军和老乡的下落，外祖父指了相反方向，可想而知无果而返，接着放火烧了连同外祖父院子在内的一片房屋，却没有对外祖父下手。事后，幸存的外祖父遭怀疑，沒几天离世。
母亲讲明情况、提出申诉、要求核实，并相信党，继续接受党的考验。 1956年，30出头的母亲已成为厅里40人大处一一计统处的业务骨干，全省粮油计划的编制者，省内各地粮油调配、调拨情况的审核者。当然下乡的时间也不在少数，要去看粮食收成、库存，各种因素对粮食统购统销的影响等等。当时在全省执行城镇居民定量配给政策制定标准时，母亲在广泛调研基础上，深知人们肚子里沒油水，定量太少吃不饱，与厅领导据理力争，保住了普通市民每月不低于28斤的定量标准。(我听着，不由的也向母亲投去赞叹的目光)
1957年，母亲(上图前排右一)更忙了，除了业务工作，还被厅里指定为“反右工作组”成员。不久父亲却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，几近绝望；亲朋好友、同事中也有一些人对母亲发出警示：少些来往。母亲则主动向厅党委说明情况，一边抚慰父亲要相信党，一边依然如故认真工作、持家。 白天几乎难以见到父母的身影，晚上也大都是半夜醒来看到桌子上方一盏灯下，母亲在缝着衣服，父亲在写着材料，无言、宁静、安神……。这幅画面持而久之，早已印刻在了我的脑海，而今追忆却觉心酸，因当时小无法感知父母内心的沉重和不安。至此，母亲背上已然压上了外祖父的“疑是”问题和父亲的“确凿”问题两座山，负重前行。
1960年，全国粮食大面积减产，人们食不果腹。那时位于小东门处有一厅直管库，存放榨食油余渣，有时会给职工们发点掺到米面和野菜中吃。母亲拎着这一星半点的油渣，回到家(此时我们兄弟姐妹7个，最小的弟弟还在襁褓嗷嗷待哺)时还不够给家里院里小孩一人一口，每每聊起唏嘘不已。一次，看仓库的老大爷将积攒的油渣给母亲，母亲、父亲和我的哥哥、大姐于后半夜时拉着借来的小平车和几个铁桶推回，一大早回到院子里，分给邻居们一家一份。那个早晨，院里有了久违的热闹和笑声，有的邻居脸上笑开了花，有的邻居眼里溢出了泪，母亲则是长长舒一口气。(我听着，也是感动涟涟)
1966年，40出头的母亲，俨然已是厅里的老大姐。处长外出时，即委托母亲主持处里日常工作，并代为参加厅务会议。之后的两年中，厅里同事们分为两派，派性斗争日益升级，处长、厅长们也免不了挨批斗。其中购销处长在南宫被批斗后，不几天于迎泽公园自尽，母亲陪着他爰人在牡丹亭善后，厅里气氛顿时紧张起來。之后，厅里批斗厅长栗茂林，母亲看到厅长胸前掛着批斗牌子，牌子上的细铁丝紧贴皮肉勒着后脖颈，厅长低着头汗滴落地，让人揪心。母亲本能地上前一步，将厅长衬衣领拉开垫在铁丝下，以免铁丝勒破皮肉，被视为“保皇派”。(这个短时间完成的动作，是母亲善的外在表现，也必定是内在积淀的善性大于外在政治环境压力而为。经过多年坎坷和磨砺，她不是不知此举可能会殃及自己，但其本能的积淀的善注定了她身上具有的真性情。这其实就是我国几千年文化倡导的真善美么，我真是发自内心的钦佩眼前瘦弱的却内心强大的母亲)
1968年至1978年十年间，母亲与广大省直机关干部一样，去中央学习班学习，去农村插队落户，然后返城重新工作。所不同的是，母亲回太原后到了电业系统工作。 1985年，母亲60岁，组织上批准她为享受县团级待遇离休干部，结束了她的职业生涯。
单位离休老干部们(也有老太行区干部)在党支部活动时不见母亲，才知她这从革命老区出来的干部还不是党员，于是入党问题重新被组织提上日程。此时，父亲的右派问题已得到彻底平反，接下来需要外调的仍然是外祖父的问题。外调结果为：那个区长确是变节，如等待他的是村长，村长即为"疑是”，而等待他的副村长，副村长即"疑是”，"疑是”问题早已撤消，沒有问题。至此，母亲终于从背上完全地卸下了这两座山，感受到了那早已忘却了的轻松自在的感觉。
1996年，70出头的满是白发的母亲，在相信党、经过了党45年考验后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母亲依然平静如常(我从未见过母亲唠叨、抱怨、大悲大喜)，但却在和父亲忙碌地用电话简言告知原来的老领导、老同事们这一喜讯，由此可见母亲的内心是澎湃的。
往事如烟，记忆不散，母亲在顺逆境交错中渡过了大半生，在生活一次次的磨炼中沉淀、成就了坚毅的品质，到了晚年的确过上了简单、快乐、幸福的生活。 我为母亲曾经的生活感慨，被母亲强大的精神感动。特别是现在，母亲仍然每天在干着力所能及的家务事，对于我们做儿女的来说，子待养、亲还在，更是感到有着莫大的欣慰和幸福。
谨将此文献给我亲爱的母亲。 祝愿天下的母亲们幸福安康！
太原人李惠民 写于2016年7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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